而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缔造了最公平的筛选机制，从科举衍生出来的现代高考，更成为了一个公平的赛道，可以用分数的方式，量化学生单位时间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在高考机制下，从TOP2到三本，学生的学习能力，基本上跟他的第一学历成线性正比。市场可以根据这个分数，为生产力提供最匹配的劳动力，为生产资料提供最有效的分配方式。

就像我们玩三国志游戏，每个将领都被数值化后，作为老板可以合理的把他们安排在最适合的位置，以发挥最大的效力。

同样，企业主可以根据第一学历和高考分数来设计预期，制定入门工资与后续投入的资源，让企业与个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双赢与正反馈。

但是，近年来这套分配机制出现了问题，最优秀的那批人才都在集中奔赴体制内，扭曲了市场化的调节。

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在皓首穷经的准备公务员考试，让他们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，变成了一个个专注于背题库和大纲的机器。

而与此同时，人才市场的顶端断层，又使得企业无法获得优秀的管理和创新人才，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与组织扩张，无法吸纳更多的就业与岗位。

供求关系也随之出现了变化，从企业对人才的争夺，变成人才对编制的争夺，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，也是这一波“流量明星”大战“小镇做题家”的根源。

说来，明星喜们欢考编也是不得已，这几年影视行业预期改变，明星频频暴雷。

制片人为了防止劣迹明星导致影片无法上映，广告商为了防止品牌被劣迹明星代言搞臭，这些掏钱的投资方，都倾向于使用体制内有编制的明星。

能力和演技变得不再重要，一次次血本无归的教训，让投资方深刻的领悟到了，经历过体制筛选的明星，才能给自己挣钱。

同样，近年来的考公热的背后，也是由于市场预期的频频改变，很多延续了多年的行业骤然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