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也难跳出资本论的范畴。

这些天，中国社会最热的话题莫过于教育改革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，事实上，我们从未见过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刀切方案，可见有关部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后，各路专家纷纷站台解构，把前前后后的逻辑讲述一番，以证明领导的决策是英明的，比如“双减”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好地分配阶级，未来向国家提供大量的蓝领技术工人，基本上可以把逻辑搞通，自圆其说。最惨的当属校外培训教育机构，他们花费二十年的时间，终于把中国家长培训得焦虑而疯狂。有人说：中国教育资本的成功，本质上就是给中国家长营造出一种“他的孩子可以成龙”的假象，以至于，在国家叫停校外培训之后，中国家长并没有欢呼雀跃，甚至直接站出来反对之。

有些家长认为，叫停校外培训，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聘请高薪的私教，而穷人的孩子只能打游戏、追剧、玩沙子，这就更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；有些家长则转战艺术、书法类的培训，他们认为叫停校外培训，孩子们就有时间来参加兴趣班了。总之，中国家长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孩子们绝对不能闲着。

校外培训叫停，几家欢喜几家愁？

双减政策来得摧枯拉朽，天昏地暗，有很多教育机构纷纷跑路，大型的财团如新东方、学而思等等，股价下跌50%，家长们缴的补课费尚有着落，再不济就跑到俞敏洪家门口，堵截讨债，毕竟，他还挺有钱的；而中小型的教育机构干脆关门大吉，一些面目和蔼可亲，立志教书育人的CEO们，直接携巨款潜逃，他们曾经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，如今却在大白天消失，真是有点儿讽刺。相关媒体报道，受灾最严重的当属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校外培训机构，包括新东方教育、昂立教育、北辰教育等各大机构，均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，他们表示目前仍在观望，有些风光一时的教育机构，如今人去楼空，连桌椅、黑板、粉笔都不复存在，只能说世事无常，令人唏嘘。

说句心里话，校外培训机构虽然有点惨儿，但并不值得同情。过去二十年，他们仅仅投入几套课桌，外聘一些老师就赚得盆满钵满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不保证“产品”质量。相比于制造业重资产、高效率、高品质、低利润率来说，教育培训机构真应该好好经受属于自己的磨难，而非继续癫狂下去。

叫停校外培训机构，新东方、学而思们肯定是要上愁的，本以为中国家长们会开开心心，欢天喜地的，但尴尬的是，他们并没有举杯庆祝，一部分人甚至要求恢复校外培训：宁可勒紧裤腰带，也要让孩子上天价的补习班；还有一部分家长，立即把孩子空出来的时间，塞满艺术、舞蹈、书法、钢琴等课外兴趣培训，还有更奇葩的陶艺培训班，总之，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已经有点儿癫狂。上海一家小型的舞蹈班，家长带着孩子排起长龙，场面一度失控，有的孩子抱着妈妈的大腿，带着哭腔说道：妈妈你别走，我想让你看看，练习舞蹈究竟有多辛苦；还有书法班的学生，一只手拿着毛笔，一只手扶着自己的腰，学习书法本来是想照着王羲之的苍劲风格比划，但结果有点儿像王麻子。而特长兴趣班的培训老师则向朋友传授心得：价格千万不能便宜，谁敢便宜，家长们都不乐意；越贵越抢手，越贵越能证明：自家的老师就是大师级别的。

静待花开，谁能带领家长思考教育之本质？

如前文所述，中国培训机构的成功，是之于“中国父母望子成龙心态”的培训成功。事实上，很多人最早之于望子成龙、起跑线什么的，并没有什么概念，但教育培训的广告宣传多了，大家就都跟风了，以至于，现在官方出面叫停，都挡不住家长们的热情。这倒是让人想起李莲英的一个故事：法国来使在访问完紫禁城之后，非常感慨，他认为皇帝把好端端的男人阉割成为太监，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慈禧尚未发言，李莲英忙说：能进宫伺候主子，是奴才的福分。如今家长面对学校老师，面对教育机构也需要装得奴性十足，就好像能自我阉割，给学校或者校外机构送点儿钱，是莫大的福分。

其实，教育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，两者看似独立，实则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家庭教育之于孩子可能会更重要。遗憾的是，学校和培训机构看中的都是家长的钱包，而没有胸怀带领家长们思考教育的本质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浩瀚的工程，需要有持之以恒、静待花开的心态，家长们也需要持续地自我修炼。

在中央的会议上，最高领导已经明确：无论是家庭教育，还是学校教育，都不能太注重分数，我们更应该培养“德智体美”全面发展的学生，这些话都精准地戳中了教育的本质。首先，课外学习不应该再做“数学基本功或者英文语法”之类的练习，业余时间不应该是课堂的延伸，我们应重点花时间发现孩子的“天才力量”，包括对音乐的理解，对美学的向往，对体育的热爱等等；其次，快乐教育一定要推行，确保孩子上课、补习、在兴趣班里都是快乐的。中国的传统文化总喜欢把教育描述成苦差事，或者单纯的向上流动之工具，类似头悬梁锥刺股、凿壁偷光、寒窗苦读…都应该彻底从课本中删除掉，这些词儿之所以应该遭遇诅咒，正在于它们不仅让学习变得痛苦不堪，连后续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快乐可言，最终形成内卷的人生。所谓的悲剧，大抵如此。

对比欧洲和美国，虽然没有中国灿烂的历史，但他们早在1840年开始，就开始探索教育、生活的本质。欧美的大学问家、大思想家几乎都能在愉快的氛围中完成功课和学术，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在临终前，凡尔赛发言：我一生都在研究物理，度过了充实而美妙的时光，现在我要带两道物理题去和上帝讨论了。显然中国的大师还没有如此境界，大多数的家长更没有如此境界。（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/文）